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褚静涛:光复后台湾教育文化重建,许寿裳等大陆人士功不可没

2019-09-19 09:30:00来源:中国台湾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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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两岸快评第180期】 

 

 

  194510月,台湾光复,回到祖国的怀抱。陈仪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。陈仪团队展开对台湾的接收与重建工作。重建台湾的工作分为政治建设、经济建设、心理建设。心理建设就是重建台湾的教育和文化,使台胞掌握中华祖国的语言文字,了解中华祖国的历史、文化。 

  为了普及“国语国文”,宣传新文化、新思想,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从大陆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进步人士,其中有国家主义派组成的青年党人、宣传委员会主委夏涛声,主任秘书沈云龙,《台湾新生报》社长李万居。19461月,应陈仪之邀,黎烈文抵达台北,任《台湾新生报》中文总主编兼副社长。4月,雷石榆抵台,任高雄《国声报》主笔兼文艺栏“南光”主编。5月,龙瑛宗在《中华日报》日文版文艺栏“文艺”,发表名作巡礼“阿Q正传”,介绍其内容与鲁迅精神。这批大陆左翼文化人士来到台湾,创办报刊杂志,教学讲座,传播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想、新文化,对台湾文化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。许寿裳主持台湾省编译馆具有代表性。

  创建台湾省编译馆

  陈仪与鲁迅、许寿裳等人均为浙江绍兴人,年龄相近,均赴日本留学,交谊颇深。陈仪认为,能够迅速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路径是军事而非文学。对于鲁迅、许寿裳等人的坐而论道,陈仪逐渐表示理解。他推崇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,推介鲁迅的文学作品,请郁达夫到福建任职。

  面对染上日化色彩的台湾社会,需要有留学日本的教育经历,精通日本文化的中国大陆文史专才来推展教育、文化工作。许寿裳(18831948年)曾留学日本,对日本文化有深厚的研究,长期从事教育工作,在多所大学任教,主讲教育学、心理学、文字学、西洋史、中国史学名著、大学国文、传记文学、中国小说史等课程,博古通今,擅长诗文,通日语、英语、德语,学贯中西,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位重要人物。光复初期,陈仪力邀好友许寿裳来台湾,组建台湾省编译馆,协助他开展台湾文化的重建工作,改造台胞的心理。

  194651日,陈仪致电许寿裳:“为促进台胞心理建设,拟专设编译机构编印大量书报,盼兄来此主持。”其时,许寿裳在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任专门委员。他颇想赴台工作,发挥自己专长。考虑到薪资及家室之累,瞻前顾后。

  陈仪悉此,513日,陈仪致函许寿裳:“兄愿来台工作,很高兴。台湾经过日本五十一年的统治,文化情况与各省两样。多数人民说的是日本话,看的是日本文,国语固然不懂,国文一样不通;对于世界与中国情形,也多茫然。所以治台的重要工作,是心理改造。而目前最感困难的,是改造心理的工具——语言文字——须先改造。”

  台湾省编译馆的主要工作有“第一要编的是中小学文史教本(“国定本”、审定本,全不适用);第二要编的是中小学教师的参考读物,如中学教师、小学教师等月刊;第三为宣达三民主义与政令,须编适于公务员及民众阅读的小册;第四一般的参考书如辞典等。”第五“译名著五百部”。“这样的工作,为台湾,为全国,都有意义,望兄化五年工夫来完成他。”关于许寿裳来台工作的薪资等费用,陈仪都做了初步答复。

  625日,许寿裳应陈仪之邀,飞抵台北,筹建台湾省编译馆。他起草了“台湾省编译馆组织大纲”,计划编译的图书有:“1、关于本省各级学校教科图书,尤以本国语文及本国史地为首要。2、关于本省各级学校之参考需用图书。3、关于本省一般民众所需用之读物。4、关于辞典。5、关于世界名著。6、关于本省与南洋之历史、地理、风俗人情、物产及其他各种文献。7、关于阐明文明及高深学术者。”

  台湾省编译馆设学校教材组、社会读物组、名著编译组、台湾研究组。馆中人员分为编纂、编审、干事、助理干事。7月,编译馆筹备处成立,许寿裳任馆长。87日,台湾省编译馆正式成立。

  编译中华文史读物

  对于台湾省编译馆,陈仪、沈仲九等人寄以厚望。1946718日,沈仲九告诉许寿裳:“编译馆四组中,一二两组治标用宜急,注重提高台胞的语文程度,三四两组治本。”728日,陈仪告诉许寿裳:“希望编一部中国通史,分量不要多,须令学生精读,其余之史则变成演义,使人浏览,国文亦须选百篇,为代表作,令学生精读。”陈仪期盼台湾省编译馆能够尽快编写出通俗性的中国历史、中国地理、国文读物。

  根据陈仪的规划,许寿裳拟定台湾省编译馆的工作规划。810日,许寿裳在记者会上谈及编译馆的旨趣与工作设想,“第一,促进台胞的心理建设”,“第二,对于全国有协进文化、示范研究的责任”。“学校教材组,是供应各级学校的教材,而目前最迫切需要的,是中小学的教材。”“社会读物组编撰的主旨,是在国民的教养。如宣扬三民主义、解释重要法令、提高家庭教育。”名著编译组着重翻译介绍欧美的进步作品,台湾研究组着重搜集台湾的文献资料。

  台湾省编译馆草创之初,面临着人才、馆舍、职员宿舍、家具、交通车等困难。许寿裳不怕困难,设法解决这些难题。他吸收了台湾省教育处中小学教材编辑委员会和编审室的工作人员,又从大陆各地聘请了30余位编纂、编审。许寿裳邀请未名社的成员,翻译俄国文学驰名的李霁野(19041997年)到编译馆任职,担任编译馆编纂,负责名著编译组工作。李霁野又引介李何林(19041988年),担任编译馆“世界名著组”的编审。应许寿裳之邀,袁珂抵台,担任编译馆干事,编辑中小学教科书。

  因中小学教科书的“国定本”、审定本内容多是战时材料,急需编出新的台版中小学教科书,许寿裳等人抓紧这项工作,编写“中国通史”、“中国地理通论”、“模范文百篇”。教材编写的原则是:“1、我民族的特长。2、我国历史上伟大而光荣的事迹。3、我国自然环境的优厚。4、我国政治思想与制度的优点。5、有教育意义和价值的一切事物,往往有在祖国已成常识而在本省则多茫然未知者,务择其最重要者,开列详目,视其性质,一一分别采纳于各科教材中。”

  台湾省编译馆计划编写的教科书有:光复初等小学教科书,如“国语”、常识等;光复高小教科书,如“国语”、历史、地理等;光复初中教科书,如“国文”、中国史、外国史、中国地理、外国地理等;光复高中教科书,如“国文”、中国地理、国学概论等。

  以台湾省编译馆编写的初级小学适用课本《国语》为例,第一篇课文是《我们是中国的少年》,全文如下:“我们是中国的少年,民族复兴的责任,放在我们的双肩。伟大的时代,给我们严格的训练。我们的身体,象狮子一样的健;我们的意志,象钢铁一样的坚。只知挺进,不知苟全。没有畏缩,只有向前。向前!向前!向前!争世界的正义,求民族生命的绵延!我们是中国的少年,我们是中国的少年!”台湾儿童自幼背诵此类课文,做一个中国人的尊严感与自豪感油然而生。潜移默化,润物无声,他们的中华祖国意识逐渐型塑起来。

  台湾省编译馆编写了“光复文库”,出版的社会大众读物有《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》、《日本改造论》、《中国名人传记》、《美国的女子》、《龙门(童话集)》、《经典浅说》等。

  台湾省编译馆翻译的外国名著有《四季随笔》、《我的学生生涯》、《鸟与兽》、《价值论》、《美学的理想》、《伊诺亚克顿》等,惜大部分未刊行。

  为了帮助台胞学习“国语国文”,许寿裳编著了《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》一书,自撰推介词:“内容分谈国语和国文两方面。因为前者已由教育处国语推行委员会出版了好些书,所以本书谈的较略。至于后者最主要的,须透彻了解国文的语法和虚字的用法,尤其是国文和日文语法的差别。著者为便于本省同胞容易领悟起见,特别把这些点详细指出。”该书兼顾了“国语和国文”,用中文和日文例句来对照比较,了解中文和日文的差别。这本书浅显易懂,有助于台湾青少年学习“国语国文”。

  重视台湾文化

  许寿裳曾任江西省教育厅长、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、中山大学教授、中央研究院干事兼文书处主任、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、西安临时大学史学系主任兼教务委员、华西大学讲座教授等职,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,如挚友鲁迅一样,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。对于光复初期的台湾,许寿裳感慨:“此间风景优美,秩序亦佳。惟经日人统治五十年,教育虽较普及农工,而国语几濒于消失。农业发达,工业亦有基础,非国内他省所能企及。现值光复,由魏建功、何子祥诸兄努力推进之功,尚称顺速。倘能较速锐意于民生建设,则三民主义的实现,或可维持昌大,同所希望。”

  所见所闻,许寿裳深感台湾在文化上至少有两种特点,为大陆各省所无,一是“有真正实行三民主义的基础”,“生产如此丰富,公有地产如此之多,实在是实行三民主义的良好基础”。二是“丰富的学术研究”,“这种宝贵的材料,我们不能不注意的,而且要好好保持,继续发展”。许寿裳对日本人在台湾的学术研究还是予以肯定,主张学习与继承。

  台湾省编译馆计划编写台湾历史、台湾地理等书籍,展开对台湾史的专题学术研究。台籍学者杨云萍主其事,拟定了研究计划。

  宣传鲁迅思想

  1920年代,一些台籍青年辗转回到祖国大陆。在广州、北京、上海、南京等地,他们自动组织团体,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,呼吁大陆同胞,关注台湾问题,倡导民族自决,最终实现台湾回归祖国。

  鲁迅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。许寿裳与鲁迅相知很深,对鲁迅的道德文章深表敬佩。他经常与鲁迅探讨中国的国民性,其病根何在,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。

  19469月,台湾文化协进会的机关刊物《台湾文化》创刊,以介绍中国文学文化为中心。11月,其第一卷第二期为“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”,刊载了许寿裳撰写的“鲁迅的精神”、“鲁迅的人格和思想”等文章,还有杨云萍的“纪念鲁迅”,田汉的“漫忆鲁迅先生”,黄荣灿的“他是中国的第一位新思想家”,雷石榆的“在台湾首次纪念鲁迅先生感言”等文章。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等反传统命题,对台湾进步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有着重要影响。

  在左翼文化人士许寿裳、黄荣灿、雷石榆等人的组织与宣传下,光复初期的台湾掀起了鲁迅文化热。一批台湾进步青年通过阅读鲁迅的文章,学习国文,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教育。

  必须指出,陈仪团队来到台湾,迅速实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教育的重建,但对其长期性、艰巨性、复杂性缺乏必要的认识,强硬推行各项政策,急于求成,想一蹴而就、一劳永逸,忽视台湾人民的心理感受,操之过急,引起强烈反弹。

  19472月,“二二八事件”爆发,陈仪被迫引咎辞职,其核心团队的大部分成员随他离开台湾。19475月,台湾省政府改组,魏道明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,撤销台湾省编译馆,许寿裳闻讯,“事前毫无闻知,可怪。在我个人从此得卸仔肩,是可感谢的。在全馆是一个文化事业机关,骤然撤废,于台湾文化不能不说是损失。”

  许寿裳改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,继续传播中华文化,引导台湾青少年学习五四以来的新知识、新文化。19482月,许寿裳在寓所中被暗杀。

  台湾省编译馆的运作不到一年,许寿裳草拟的工作计划多半未能实现。对于台湾文化的重建,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损失。从台湾文化的祖国化建设过程看,许寿裳等大陆文化学者白手起家,不畏艰难,传播五四以来的新文化、新思想,引导启蒙台湾青少年学习中华文化和人类新知,其贡献是有目共睹的。关于许寿裳的死因看法不一,但国民党当局难逃其责。

  大陆赴台作家,如许寿裳、台静农、黎烈文等人,协助重建台湾文化和文学,做了大量的工作。这批进步文化人士推介“国语国文”,传播中华文化,介绍五四以来中国大陆的新文化及西方进步文化,去除日本殖民文化色彩,重建台湾文化,兼顾了文化重建中台湾化、中国化、现代化。(作者褚静涛,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)

[责任编辑:李杰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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